就傳統(tǒng)的悠久和豐富性而言,中國和歐洲擁有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兩種書文化。有趣的是,盡管相隔遼遠,學術傳統(tǒng)和理論方法大相徑庭,中西書史研究卻都不約而同地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興起。

一九一七年,葉德輝用文言文寫出了中國書史的發(fā)軔之作《書林清話》,由湘潭葉氏觀古堂刊刻出版。一九二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孫毓修的《中國雕版源流考》。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收入陳彬、查猛濟寫的《中國書史》,第一部用白話文和現(xiàn)代學術體例撰寫的中國書史著作問世。中國書史研究從一開始就植根于中國深厚的版本目錄學傳統(tǒng),近百年來的發(fā)展基本延續(xù)了葉德輝等人開創(chuàng)的學術理路,注重對與書籍本身緊密相關的形態(tài)、版本、內容和書籍編纂史、出版史的研究。而以格雷格(Walter Wilson Greg)、鮑爾斯(Fredson Bowers)、費弗爾(Lucien Febvre)、麥肯錫(Donald McKenzie)、夏蒂埃(Roger Chartier)、達恩頓(Robert Darnton)等人為代表的二十世紀西方書史研究,則成為目錄學與文學、經濟學、社會史等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復雜糾結。

近十余年來,國外漢學界悄然興起了一股中國書籍史研究熱。一九九六年Late Imperial China(《清史研究》)出了一期中國書史研究專號。此后各種學術會議、研究論著層出不窮。與國內研究書史的學者大都來自圖書館學專業(yè)(如今幾無例外與時俱進地改稱“信息管理”專業(yè))和文獻學專業(yè)不同,研治中國書史的西方學者大多出自歐美大學的歷史系。歷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介入,為有百年歷史的中國書史研究帶來了一股強勁的新風。漢學家們的中國書史研究深受西方書史研究的影響,不少理論和方法直接或間接來自對歐美書史理論的移植和借鑒。他們的研究成果,對于國內中國書史學界來說,無論是推進研究的深入還是拓展新的天地,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英國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周紹明(Joseph P.McDermott)的《書籍的社會史——吉印通 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可謂新近海外研究中國書史熱潮中譯介到國內的首部著作(卡特[T.F.Cater]和錢存訓的著作屬于更早的學術周期)。如果要通過一部著作來窺探西方學者研治中國書史的成果,我以為這是比較適合的一部。首先是它所采取的宏觀角度和寬闊視野,全景式地展現(xiàn)了從宋代到清中葉整個中國古代雕版印刷業(yè)的興盛時期,書籍生產、發(fā)行、閱讀、流傳等各個方面的圖景。其次在于所征引資料之全面、豐富。其立論依據(jù)除來自中文典籍外,還包括傳教士文獻等域外史料,并廣征中文、日文、英文、法文等各語種當代學術成果。正是基于這樣的特點,使之成為了解當今海外漢學界研究中國書史理論、方法和研究進展的一個絕佳窗口。

中國雕版古籍的生產方式一直是個大體清楚而細節(jié)不明的問題。這里有兩個關鍵問題:雕版印刷生產的技術細節(jié)、工藝流程和生產效率究竟如何?印刷術發(fā)明后印本書何時取代手抄本成為書籍的主要形式?盡管雕版印刷術至遲在隋唐就已出現(xiàn),但如同其他任何一項在文人士大夫眼里“不入流”的工藝技術一樣,其技術細節(jié)在浩如煙海的中文史籍中記載寥寥,而在近代西方東來傳教士的著述中卻有令人驚喜的發(fā)現(xiàn)。十九世紀初,基督新教倫敦布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米憐(William Milne)、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到中國傳教。當時尚無成熟的中文金屬活字,傳教士們曾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術來印制宗教出版物。他們在選擇印刷方式的過程中,將雕版印刷與金屬活字印刷、平版印刷等其他印刷方式在工藝、成本和效率等方面進行了詳細比較和測算,這些資料成為中國本土史料之外對雕版印刷技術最為嚴謹翔實的記述。這些域外資料的發(fā)掘利用,對我們弄清雕版印刷的技術細節(jié),如雕版印刷的生產效率、雕版書籍的最大印數(shù)等等極有幫助。

雕版印刷發(fā)明后的若干個世紀里,印本書的出現(xiàn)并沒有立即宣告手抄本時代的終結,在圖書流通中雕版書與手抄本長期并存,直至明清許多藏書家的藏書中仍有大量書籍以稿抄本形式存在。何時是雕版書和手抄本作為主要書籍流通形式的分水嶺?利用日本學者井吉印通 和勝山稔對現(xiàn)存古籍和書目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分析,結合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周紹明得出的結論不同凡響:直到十六世紀后期,印本才在圖書流通中取得了毋庸置疑的統(tǒng)治地位。這個結論來自于對公私藏書的規(guī)模、藏書中印本的份額、獲得書籍的難易程度、手抄本與印本生產的相對成本等幾方面直接或間接的觀察。

十六世紀,商業(yè)出版的爆炸式發(fā)展使得印本與抄本的消長形勢發(fā)生了質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背后潛藏著深層的社會動因——“江南的士人世界已經發(fā)生變化”。明代后期,游離于科舉仕途之外的大量下層知識分子的參與,對出版業(yè)的發(fā)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大量士人投身于商業(yè)出版領域,成為職業(yè)或準職業(yè)作者、編輯家、策劃家、出版家。雖然士人從事出版的現(xiàn)象早已存在,但“晚明卷入出版界的士人的特別之處,是這些士人的數(shù)量,和他們?yōu)榱藙e人的書籍所從事的商業(yè)活動的范圍,以及他們自己從科舉和官場中脫離出來”。另一方面,這些士人也是龐大的書籍消費群體,伴隨著晚明市民文化的興起,催生了一個巨大的圖書消費市場。在書籍生產和消費兩端都聚集了巨大的能量,出版業(yè)的大爆炸也就勢不可擋了。商業(yè)出版的繁榮意味著民間出版的崛起,出版業(yè)中政府傳統(tǒng)的支配地位至此讓位于私人。書籍產量的大幅增加使得印本在與抄本的成本競爭中最終勝出——若是零星復制,抄寫成本更低;批量生產,則印本彰顯優(yōu)勢。

盡管周氏對于印本超越抄本時間斷限之晚在學界引起了爭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周啟榮(Kai-Wing Chow)教授就對十六世紀后期商業(yè)出版繁榮后江南等地仍普遍存在書籍短缺的觀點提出質疑,這無疑促使人們對印刷術在書籍生產中的變革作用以及手抄本的地位做進一步深入的思考。印刷給書籍生產帶來的“革命”并不見得是立竿見影的,手抄本也不必如人們想象中那樣代表原始和落后,正像哈羅德·拉夫(Harold Love)在《文本的文化與商業(yè):十七世紀英格蘭的手抄本出版》(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Texts: 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中所揭示的那樣,即便在谷騰堡發(fā)明近代金屬活字印刷術后很長一段時間,在歐洲某些人群中間仍然流行著頑強的手抄本文化。

正如書名所體現(xiàn)的,周紹明致力于從社會史角度觀察雕版印刷術發(fā)明后中國的書籍發(fā)展史,關注書籍背后的創(chuàng)造、傳播和消費它們的人群,這與國內傳統(tǒng)書史研究聚焦于書籍或文獻本身旨趣顯著不同。他所關注的問題是,什么樣的人或社會階層在生產和消費書籍,這些人的生存狀況如何,書籍對于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是什么樣的社會因素在推動著書籍形態(tài)和傳播方式的演進。對書籍或文獻本身的研究已汗牛充棟,而關于書籍背后的人,則還多有語焉未詳之處。在還原雕版印刷生產工藝流程和技術細節(jié)的同時,周氏不忘對書籍生產中最重要的勞動者群體——刻工的工作和生活狀態(tài)做了迄今為止較為系統(tǒng)的考察,描繪了“一個原始工業(yè)無產階級”的世界。正如成千上萬各行各業(yè)的普通工匠一樣,這些只是為了計算工作量和落實質量責任而在古籍縫隙中留下姓名記號的刻工,是文人士大夫不屑染翰的角色,留下來的相關文字資料少得可憐。撩開塵封古書背后的重重帷幕,對工匠這一卑微階層投以特別的關注,正彰顯了以社會史方法研究中國書史的題中之義。書籍生產中其他環(huán)節(jié)的工匠,如寫手、裝訂匠等同樣值得關注,由于資料的匱乏,仍有待開掘,期待學界在這方面投入更多。

毫不足怪,士人是中國古代與書籍聯(lián)系最緊密的一個群體,自然也是周紹明著力刻畫的一個社會階層。他在書籍的流通、獲取和傳承中反復考察士人對于書籍及其文化象征的復雜情結,賦予傳統(tǒng)的圖書發(fā)行史和藏書史以新的意涵。

研治西方書史的學者,如達恩頓、亞當斯(Thomas R. Adams)、巴克(Nicolas Barker)等人,以西方近代經驗為基礎,提出過關于書籍流通的不同理論模型。這些理論模型是否適用于中國書史的研究?周紹明認為它們沒有考慮到中國圖書流通中的制約瓶頸和“嚴苛狀態(tài)”,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獨特的藏書文化和書籍共享文化。通過與其他兩種異質書文化——阿拉伯和西歐——的對比,中國傳統(tǒng)藏書文化的某些特質得以凸顯,這也向我們展示了開展書史比較研究的巨大潛力。

以歐洲的經驗作為參照,在中國,書籍生產和流通規(guī)模的擴大是否像近代歐洲所發(fā)生的那樣催生了“文人共和國”(a republic of letters)和“知識共同體”(community of learning)呢?答案似乎是負面的:盡管雕版印刷已盛行數(shù)百年之久,但作為社會精英的士人學者始終在為獲取書籍而掙扎,這其中除了印本流通的規(guī)模局限外,書籍共享的制度與心態(tài)是又一重要癥結?！爸R共同體”的核心理念,是人們在國家和宗教組織之外,共同參與建構一個共享的人文主義知識實體。在中國,由于官方藏書的種種局限和弊端,使之難以承擔學術中心的角色。傳承和傳播知識的任務,主要是由私人藏書來承擔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遠比同時代任何一所當?shù)貙W?；蚱渌麢C構更為重要的學術中心”。然而與近代西歐學者和私人藏書家通常樂于分享書籍和知識不同,中國的藏書家力圖確保其藏書世代維持私有狀態(tài),并設置了重重障礙使之深鎖重閣。周氏對于這種文化現(xiàn)象的解釋耐人尋味:一方面由于政府和機構藏書職能的缺失,迫使私人藏書面臨承擔起公共或機構藏書職能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藏書實際上成為藏書家手中的社會資本或投資工具,成為在科舉仕途之外通向更高社會地位的通行證,保持私密性則是維持和增長這些文化資本的社會和經濟價值的重要手段。作為知識的看護人和擁有者,藏書家們把自己變成了文化生產和傳播鏈條中的“文化掮客”。中國士人之于書籍的特殊情結,周氏作為一個“局外人”,可能比置身其中的中國學者更易于看清廬山真面目。不可否認,他的不少分析方法甚至其問題意識,來源于西方的經驗和概念,不免使之帶有西方中心論的嫌疑。但它確實使我們在觀察中國書籍史時多了一個參照系,多了幾種看待對象的方法和切入問題的角度。

周紹明對中國書籍社會史的講述,從一個特立獨行的鞋匠藏書家起筆,又以對這個奇特人物的分析作結,使讀者在艱澀的理論之外享受到聽故事的樂趣。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學無非是講故事的藝術。周氏堪稱說故事的行家里手,文筆清新曉暢,筆觸跳躍靈動,使這部理論色彩濃厚的著作讀來并不面目可憎,反倒顯得趣味盎然,成為一部雅俗共賞的作品。

作為一個不名一文的窮鞋匠,錢近仁孤苦一生,卻酷愛學問和藏書,在乾隆年間的蘇州城引起轟動,被尊稱為補履先生。彭紹升、汪縉、薛起鳳、王丙等文人學士對他推獎有加,還把晚年貧病交加的錢近仁接到家中贍養(yǎng),死后將他葬在文人專屬的塋葬之地虎丘,江蘇按察使親自題寫墓碑,文人們?yōu)樗?事跡被收入《蘇州府志》。錢氏生前與文人士大夫社會地位懸隔,雖深得這些文化精英稱賞,卻幾乎沒有士人主動“折節(jié)與交”,甚至不愿與之交談,死后卻得以躋身士林,不無詭異之處。與其說錢近仁的傳奇是他自身的成功,不如說是他那個時代的文人士大夫所塑造的成功;與其說他是一個現(xiàn)實中讀書人的榜樣,倒不如說更像是一種文化象征。

周氏援引這個奇特的案例,旨在映襯、觀照士人對于書籍和知識的觀念和態(tài)度。在傳統(tǒng)中國,讀書具有多個層面的復雜意涵。它是通過科舉晉身仕途的敲門磚,同時又被賦予了道德、社會、宗教意義。與那些年輕時寒窗苦讀,一心想在科場、仕途中有所斬獲,中年屢戰(zhàn)屢敗心灰意冷之后才轉而在“惜字會”和文昌崇拜中尋求對于讀書和學問的宗教性慰藉的士人相比,錢近仁的精神世界顯得極為純凈。他為了識字,按字付酬給教他認字的人,而他教鄰里小孩認字卻從不收費;為了能夠得到讀書的機會,他免費給書肆和寺廟傭工; 他以鞋匠的微薄收入讀書買書,死時所居老屋半間竟藏書萬卷,雖然多是不入士大夫法眼的殘破之書。所有這些,都使他成為超脫功利,只為修煉精神、接近圣賢而讀書的樣板。錢近仁生前身后的奇特經歷,以及他與蘇州文人士大夫之間的鴻溝與交匯,多少具有些反諷的意味。它反映了帝國晚期士人對于書籍、知識、學問的復雜觀念和心態(tài),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士人文化中書籍的多重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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